由英国学者鲁唯一（Michael Loewe）与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等人所编著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已经于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尽管迄今为止《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中译本仍未面世而不免使人有遗珠之憾，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不仅反映了西方数代汉学家所秉持的迥异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素养而具有相当的学术性与可读性。而且《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的分析视角和学术思路也值得在中国先秦史研究中加以镜鉴，从而开拓并深入中国的先秦史研究的内容与视界。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内容翔实而不仅仅是对史料的简单汇编，全书恰好地将传世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资料互为补充，基本上对中国先秦时代的主要领域和研究动态做了必要交代。

《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一书从整体上呈现了对史料的批判与怀疑性考量的特点。鲁唯一与夏含夷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的导论部分中即以处理而非简单罗列的态度对传世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他们写到：“两百年前，当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使用西方语言完成了首部完整的中国史著作《中华大帝国史》时，他所依靠的事实是由朱熹所创作的一部改述与二手作品《通鉴纲目》的简单复述。”表现了对史料形成过程的极大关注，即重视史料形成的文化背景。此外，该节中还运用了较大篇幅介绍并积极评价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主张与成就，反映了实证是研究的基础，对史料的辨析是保证实证是否有效的基本前提。

张光直所撰写的第一章《历史时代前夕的中国》中，作者专门安排了《对夏代的质疑》的一节，从古史传说、研究回眸、考古证据等诸多维度对夏代是否存世发起挑战，尽管该论断迄今仍然充满争议而未获得学界普遍公认，但张光直在此将史料出现与其产生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仍对当前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与进步大有裨益。

在第二章之语言文字中，该章执笔者威廉·博尔茨在将中国上古时期的语音做了分类汇总后又运用娴熟的语言学理论对早期的印欧语系和澳亚语系之不同传播方向对古代汉语辞汇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而在该章之文字部分的表述中得出了汉字自成体系而非古代北非、西亚地区传入形成之观点。

罗伯特·贝格利在第三章的商代考古部分中不仅对中国河南安阳、偃师、郑州等地的商代考古资料加以恰当地比较分析而且也对迥异于中原地区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考量评述并提出了商代文化多元之理论，使重新审视传世文献工作变得重要且必要。从而把史实叙述与专题研讨两者相互结合，视角广阔、叙事手法多样，政治、文化、宗教信息在以时间为纲、专题为目的编纂体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与表述而反映了各学人的笔力与功底。不仅是对20世纪末的海外中国先秦史研究成果进行了基本梳理与重要总结，而且也是各学人彼此分工合作，精研学术的有力体现。

吉德炜在所执笔的第四章《商代：中国第一历史朝代》中综合利用青铜铭文、天文资料、古典记载、历法讯息等手段，以专门以一节的篇幅论述了绝对年代、时间与历法等涉及历史分期的重要概念与内容，形成有别于中国内地所通行的商代年表体系，为学界进一步探讨相关年代分期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及讨论的价值。

杰西卡·罗森在所撰写的《西周考古》一章通过结合考古资料指出，早期周人相去商人甚远而在青铜器铸造上广受其影响而有所进步发展，商周鼎革完成后周人之青铜艺术伴随统治与交往扩大而渐趋多元变化而反映了周力量之变化轨迹，为一窥周之文明外幅状况提供重要参考。此外，杰西卡·罗森还在该章中适时提出了“礼制革命”（Ritual Revolution）这一概念，试图以文明的发展及其变化作为解释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而反映了该时期人类所获得成果情况并对这一过程进行体现。表现了西周的兴衰变化并结合考古资料凸显西周青铜器之变化历程，以礼器数量的上升情况强调了西周中期以后伴随承平日久而使周人逐渐由重武力向好礼乐变化而由盛转衰之基本事实。从而恰好地将各彼此看似孤立的历史现象加以联系，正确的评价并认识了该时期周文明成果与代价之间的关系。

许倬云在所撰写的《春秋时代》一章中把西周征兵国人与古希腊城邦公民兵制进行比较，从中倡导相对中立的价值尺度，无疑有助于全球普适历史话语系统与人类整体历史的建立与书写。

鲁唯一在所执笔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末章《留给帝国的遗产》中对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政局、宗教礼制、文艺等状况进行了必要地回顾与总结而作为《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的终篇，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变化发展历程，从而恰好与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所出版发行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相互衔接。

《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一书的作者除剑桥大学的鲁唯一与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外还有同时供职于哈佛大学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华人学者张光直、华盛顿大学的威廉·博尔茨（William G.Boltz）、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 e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大卫·奈特利（David N.Keigbtley）、牛津默顿学院的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同时供职于匹兹堡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华人学者许倬云、剑桥大学鲁伊斯（Mark Edward Lewis）、芝加哥大学的华人学者巫鸿、斯坦福大学的倪德维（David Shepherd Nivison）、亚利桑那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哈佛大学的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