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明清后山西纷扰的水利生活史，解读水域社会后的交织人事

★内容简介：

泉域社会是山西水利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是在类型学视野下开展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积极尝试。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山西泉水之盛堪与福建相伯仲”的评价，与当下人们观念中山西水利资源匮乏的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山西水资源的古今历史变迁与地域社会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以水为切入点，是整体审视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新视角。《泉域社会》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山西泉域数量丰富、种类多样的水利碑刻、契约文书、渠册水册、族谱档案等民间文献，以实证研究和专题研究结合的方式，充分展现了山西这个水资源日渐匮乏的省份，明清以来围绕泉水资源开发所形成的水环境、水产业、水组织、水政治、水制度、水文化和水信仰，力图以泉域社会为例，建构起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知识体系。

★精彩内文选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中西方史学的碰撞与激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中国水利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实现了“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的转型，生机盎然，成果迭出。水利社会史研究不仅代表了新时期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亮点、热点和潮流，而且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一支悄然绽放的奇葩，吸引了包括历史学、水利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在内的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兴趣。在这一领域中，学者们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不仅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而且相互启发、互相借鉴，在水利社会史的多方面研究中达成了共识，取得了突破。因此，及时、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之路，对于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长远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可喜的是，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水利史研究中的这一新动向，纷纷著文评论。其中，石峰的《“水利”的社会文化关联—学术史检阅》将水利史专业以外其他学科国内外学者对水的研究分作“水与政治”、“水与基本经济区”、“水与宗族”、“水与社会文化适应”、“水与组织参与”、“水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水与剧场国家”、“水与权利”、“水与民俗”、“水与道德”、“水与社会、组织基础及制度创新”11 个方面，对水利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做了初步的文献梳理。该文贡献在于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水利社会史研究关注的问题和主要领域，尤其是人类学的关注点和理论创新。但是，由于作者站在人类学立场上讨论这一问题，在强调海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贡献的同时，却疏于评介日本学界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学界的学术成就。与此具有互补性的是两篇直接以“水利社会史”为标题的学术综述，分别是张爱华的《进村找庙之外：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勃兴》a 和廖艳彬的《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两文均从社会史角度来分析和评价历史学界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动向。如张爱华认为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以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为界，可以分为萌芽和勃兴两个阶段，并重点对水利社会史的勃兴阶段做了评介。同样，廖文亦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水利社会史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重视，以闽台、太湖、两湖、山陕等不同区域为中心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类似的见解，

在晏雪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综述》一文中也得到呼应。该文虽是对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综述，却明确地将“水利社会”作为水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认为水利社会史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地方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扩展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为我们探讨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提供了平台，体现了当今学术界多学科、多方向综合研究的趋势。

上述研究反映了水利社会史兴起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新领域的一些具有共性的看法，从这些评论来看，研究者普遍对水利社会史持认可的态度。在此，笔者不揣简陋，欲在吸收、借鉴、综合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我们“以水为中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之研究实践，以探讨水利社会史理论与方法为旨归，就二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不同路径、不同认识发表一些浅见，希望借此归纳、总结出一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有效路径，以裨于该学术领域的蓬勃发展。

在此，我们先对以殡葬形式祭祀乔泽神的行为做一解释。应当说，它与滦池的来历有关。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春秋时期翼城曾为晋国都。周平王二十六年（公元前745），晋国新任国君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史称曲沃桓叔，由靖侯之庶孙、桓叔的叔祖栾宾辅佐，而栾宾的出生地即在滦池附近，滦池水利碑中“翼邑东南翔山之下，古有东西两池，晋栾将军讳宾，生其傍，故以为姓”的记载，即是言此，后晋国长期限于内乱，至晋哀侯时，曲沃桓叔之孙曲沃武公伐晋，双方战于汾水河畔，哀侯被擒死难，晋大夫栾共叔成（即栾成）亦殉难。因栾成之父栾宾曾是武公祖父桓叔的师傅，所以曲沃武公有心劝降栾成，但被栾成拒绝，苦战力竭而亡。晋小子侯继位后，为表彰栾成的忠勇，“遂以栾为祭田，令南梁、崔庄、涧峡立庙祀焉”，可见，滦池庙最初乃是祭祀晋将军栾成的祠宇。至宋大观四年，“县宰王君迩曾会合邑人愿，集神前后回应之实以闻朝廷。至五年，赐号曰乔泽庙”，由是栾将军祠始改称乔泽庙，并长期沿用下来。因三月初八为栾成忌日，故每年滦池十二村要在此时以殡葬形式祭祀他。以南梁村为首的上三村正是凭借这一历史渊源，在一次次隆重祭祀乔泽神的庄严仪式中，将其用水特权与冥冥神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巩固和强化了其在滦池泉域的特殊用水地位。由于乔泽神是滦池泉域最尊贵的神祇，其他水权村也不敢丝毫怠慢，纷纷加入到这一近乎狂热的祭祀行列中，似乎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使其合法的用水地位得到确认和表达。

与水权相对应的水利工程摊派、修庙费用等也会在水利碑中大量体现。究其实质，也可视为村庄表达水权合法性的有效方式。武池村现存嘉靖二十四年《立死卖地基边刻》，就记述的是武池等下六村集体摊款购买崔庄地开渠过水的事件。这次摊银共十五两，其中，吴村出银五钱八分八厘，北常村二两五钱二分，武池村□两六钱四分四厘，马册村□两五钱九分六厘，南史村一两七钱六分四厘，东郑村九钱二分四厘。显然，各村摊款应与各自的用水日期相对应，多者多摊，少者少摊。有意思的是，笔者在抄录该碑时，发现武池村和马册村摊款额的头一位数字像是被人有意凿掉，而非自然磨损。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在武池村一定有人抱有“只享水利而不愿过多出钱”的投机心理。

张俊峰，山西阳城人，现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水利社会史和北方宗族史。个人学术组织兼职：中国近代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区域文化学会理事、山西省理事学会副秘书长。代表作有《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繁华落尽：十二史记以来沁河流域的大姓望族》。